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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經緯/“我走先”與“頂硬上”\王國平

2021-05-28 04:24:06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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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姑娘尹翠雯,大學生活就是在內地度過的。正在深圳大學管理學院就讀的她發現,港生已經適應使用簡體字了,“特別是考試,大家覺得用簡體字答題更快一些”。內地同學也經常向港生請教繁體字的寫法,“他們覺得繁體字也蠻有味道的”。

  “識繁用簡”,年輕一代藉助古老的漢字,感受着文化的新潮流。

  出生於一九九八年的尹翠雯,大高個,既有學生的青澀,也洋溢着快人快語的個性。她經常有機會到全國各地參觀學習,時時有新的感悟。

  在河北白洋淀,她聽説了小兵張嘎的故事,參觀了這裏的抗戰紀念館,瞭解了抗日戰爭期間雁翎隊員利用白洋淀獨特的地勢靈活抗戰的英勇事蹟,“深刻體會到新中國革命歷程的艱辛與不易,心中更是充滿了對先烈們的敬仰和崇拜之情。”

  在北京大學,她觀看了根據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作品改編的話劇《根鳥》,深受觸動,“我更加堅定了一點,即使在追夢的路上會有許多美麗的風景使你想停止腳步,也應該像劇中的‘板金大叔’一樣,腳踏實地一直追尋下去。追夢路上別怕孤獨,要堅定信念,才能成功。”

  在貴州畢節,她瞭解到,一九八八年至二○一九年,這裏的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一千三百七十六元增加到九千三百七十一元。不過她跟當地搬遷點便利店裏的阿姨聊天,得知社區的網絡信號不太好,許多顧客常常無法掃碼付款,網絡問題還曾經讓這位阿姨沒有及時接到電話而錯失工作崗位。

  “我一直在大灣區生活。這裏給了我一個支點,讓我更好地去了解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社會,以及我們這個時代,也讓我明白自己應該用好所學知識,去做點什麼。”尹翠雯説。

  在回答可以用哪幾個關鍵詞來描述心目中的大灣區時,朱雋文説的是“機遇、希望”,宋揚説的是“舒適、開放、高效”,尹翠雯也幾乎沒有猶豫,以“包容、創新、活力”作為自己的答案。

  比尹翠雯年輕幾歲的孔穎,正在讀高中。她出生於江門,二○一九年九月,和其他六個女孩成團,成立“樂動彩虹”組合,參加“粵港澳大灣區校園歌手大賽”,並闖入在澳門舉行的總決賽,演唱了她父親孔雷創作的歌曲《四十春華》。其中有這麼幾段內容:一九七八,還不會聽廣東話,不知道一個大時代正在萌發;一九八八,十年風雲大步跨,忽然發現全國都在學廣東話;一九九八,二十年厚積薄發,相約九八,相約在這大好年華;二○○八,一個不平凡的年啊,小夥子也已成為而立的爸爸;二○一八,新的起點繼續出發,一往無前,中國富強,一路帶着大家……

  “這首歌曲採取民謠的形式,有點口語化地講述一個帶有自傳體色彩的故事,希望在輕鬆的氛圍中與年輕人進行交流,跟他們説説我們身處的這個偉大時代。”孔雷説。

  《四十春華》,用簡筆畫的方式,配以歡快、陽光的旋律,勾勒出改革開放以來灣區普通居民的生活軌跡與生命感悟。居住在東莞的湖南籍作家陳啓文,則對深圳這座城市經歷的深刻變遷有着濃厚興趣。他將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寫就長篇報告文學《為什麼是深圳》。

  他不斷地尋找深圳成為“深圳”的內在原因,最終發現文化性格至為關鍵。他説,嶺南人骨子裏和文化裏,形成兩種最為突出的性格,一種是他們在趕海時的一句口頭禪——“我走先”,另一種如深圳南頭古城青磚貫頂、石柱頂樑的嶺南建築一樣——“頂硬上”。

  就是大膽試、大膽闖,就是敢於硬碰硬,就是挖掘並釋放無限潛能,就是咬緊“發展”這個主題不鬆勁,就是兩者之間連一個頓號都擱不下的“改革開放”,就是繼續激發中國人血液中時刻湧動的勤勉與無畏、堅韌與倔強、敞亮與自信。

  一句“我走先”,一句“頂硬上”,或許也是未來我們解開“為什麼是大灣區”更深謎底的鑰匙。

  (“律動之美 盡在灣區”之五,全文完,標題為編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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